以史为鉴祛除“四风”
发布时间：2015-01-14 09:19:54 来源：广纪宣
——论历史典故对反对“四风”的重要启示
梁元昊
党中央下决心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“四风”，破官气、接地气、去奢气、树正气，坚持群众观点、站稳群众立场、走正群众路线、维护群众利益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，牢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。此举，得党心、顺民意、孚众望。 “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鉴，可以知得失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从正面照，可以汲取正能量；从反面看，可以注入清醒剂。反思昨天，只为今天和明天。
一、古往今来，凡事损于巧、益于拙
曾国藩说，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”。这里的“拙”，不是笨拙、愚拙，而是脚踏实地之意；这里的“巧”，不是灵巧、精巧，而是投机取巧之意。“拙”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处世方法，包括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精神境界，愚公移山、精卫填海的坚韧意志，负重图强、厚积薄发的生存理念。
尚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。“谨守拙，慎交友”、“崇俭养廉，守拙全真”、“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”、“藏智而近拙，藏巧而近朴”,这些至理名言雪藏着文化精华的基因。“功成不必在我”，范蠡急流勇退，萧何功成身退，张良全身而退，是为官从政之拙。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”，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;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;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是干事创业之拙。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，“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“一章三遍读，一句十回吟”，是读书求学之拙。
守拙是成功成才的捷径。古往今来，“成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”。勾践以“拙”掩志，卧薪尝胆，方重整山河。司马迁忍受宫刑大辱，“拙”而负重，《史记》厚重如汪洋。韩信“拙”到受胯下之辱，位拜大将军，成就“韩信带兵，多多益善”美名。陶渊明“守拙归园田”，不去官场而“悠然见南山”。钱起“守拙自离群”，不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。曹雪芹呕心沥血十年耕耘，“一把辛酸泪，满纸荒唐言”却是红楼巨著。茅盾能背诵《红楼梦》，靠的是背诵这种 “拙”方法，终成大家。鲁迅“纠缠如毒蛇，执着如怨鬼”,把别人喝咖啡、写花边新闻的工夫，用来打磨“投枪和匕首”，成就新文化运动主将地位，“拙”得执着。袁隆平经历千百次失败，大部分时间劳作在烈日下的田间地头，发明三系杂交稻，研究两系杂交稻，十四亿中国人碗里装满自己的粮食，成就“世界杂交稻之父”美名，更是“拙”得登峰造极。
取巧是吃亏得祸的根源。毛泽东说，“老实人，敢讲真话的人，归根到底，于人民事业有利，于自己也不吃亏”。守拙，就是要信守天地良心，遵循客观规律，以拙立身，以拙创业，以拙求进，老老实实当老实人，本本分分做本分事。然而，古往今来，守拙的品格不是人人都有，守拙的风气不是代代相传，投机取巧者如过江之鲫，巧取豪夺之风时时泛起，把“巧”当着一条上升通道。《红楼梦》中最巧之人莫过王熙凤。她机巧善变、八面玲珑，深知权力是贾母
“草萤有耀终非火，荷露虽团岂是珠。”图省事、走捷径、耍滑头，不仅于事业无补、与成功无缘，而且还丢掉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本分。《菜根谭》中言，“文以拙进，道以拙成，一拙字有无限意味”。而当下，一些党员干部把守拙的传统抛到九霄云外，巧言令色形形色色，投机取巧大行其道。此风可畏，贻害无穷。
二、古往今来，凡事失于虚、得于实
“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”。这本是自然之道，表示虚无之处则自然会充实，充满之处则自然会渐虚无，后则演变成用兵之道。古往今来，凡事失于虚、得于实。这里的“虚”，是指虚无、虚假、虚务、形式主义、花架子；这里的“实”，是指实际、实务、实干、实实在在、实打实。“实”与“虚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，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精神。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。
尊实之风源远流长。“为政贵在行，以实则治，以文则不治”。《荀子.修身》说，“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”。汉代思想家王符在《潜夫论》中说，“大人不华，君子务实”。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酷爱藏书，古文研究有理有据，班固撰《汉书》时赞扬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。盛唐宰相姚崇，临终总结为政经验，只言“崇实充实”四个字。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《传习录》中提出，“名与实对，务实之心重一分，则务名之心轻一分”。曾国藩强调“军人以气为先”，无官气而有血性，扎死寨，打硬仗，呼吸相顾，痛痒相关，赴火同行，蹈汤同往,说的就是要有亮剑精神。毛泽东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中说，“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”，“因为只有实事求是，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”。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后，我们党确立“实事求是”思想路线，指引革命建设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不断取得胜利。
虚务空谈害人误国。西汉王莽篡汉，初期力推改革、励精图治，而后期则“哭天取士”，谁哭得时间长、哭得歇斯底里，谁就可以做大官，“虚”火太旺，气数已尽。《乐府诗集》称“步虚词，道家曲也，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”，旋律宛如众仙飘渺步行虚空，帝王将相趋之若鹜。魏晋风流名士便以“清谈”为风尚，西晋大臣王衍才华横溢，满腹经纶，专论老庄，治国理政却束手无策。南陈后主“言诗立礼”，“美业再兴，于斯为盛”，终日饮酒赋诗，不去操持政务，隋军兵临城下“仍然奏伎纵酒，赋诗不辍”。明朝嘉靖皇帝迷信道教，喜好“清词”，奸臣严嵩便靠一手百无一用的清词深受浩荡皇恩，权倾朝野，朝野迎合，带坏政风，埋下王朝更迭的祸根。就是在当代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的各类“卫星”依然时时划过头顶，虚报浮夸之害不可谓不深。
反对虚务政风日新。王羲之说，“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”。洪武九年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，朱元璋读到六千余字时不知所以然，喝令锦衣校尉杖打茹太素。第二天读到一万六千余字以后，奏章才涉及本题，朱元璋即刻实施可行建议。朱元璋改写奏章不足五百字，亲笔加注序言，印发朝廷以作范文，并规定上书格式，限制奏章字数。朱元璋嘉奖茹太素忠诚，特赐宴招待说，“金杯同汝饮，白刃不相饶”，茹太素举杯相答，“丹诚图报国，不避帝心焦”。1942年2月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说，“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、洋教条，成为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”，指出党八股空话连篇、言之无物，装腔作势、借以吓人，无的放矢、不看对象，语言无味、像个瘪三，甲乙丙丁、开中药铺，不负责任、到处害人，流毒全党、妨害革命，传播出去、祸国殃民等八条罪状，号召“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，彻底抛弃”。
历史是最好的镜子，是最好的教科书，照一照、翻一翻，可知前世今生。当下，有些干部错位的政绩观占据头脑，弄虚作假，热衷于造“典型”、搞“盆景”、玩注水“政治统计学”，假话、空话、套话、大话连篇，照见的是形式主义的虚火、高高在上的官气、追名逐利的算计。
习近平指出，“幸福不会从天而降，梦想不会自动成真”，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，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”。焦裕禄跑遍兰考一千六百个沙丘，“把泪焦桐成雨”，“生也沙丘，死也沙丘”，只为查“实”情。孔繁森在茫茫雪域跋涉八万多公里，苦思发展之策，民族团结和睦，体现“实”干。杨善洲二十多年造就莽莽林海，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，正是“实”效。从实处着眼，用实干考量，以实绩说话，形式主义就难以遁形。
三、古往今来，凡事荒于嬉、精于勤
“功崇惟志,业广惟勤”。就是说取得伟大的功业,是由于有伟大的志向；完成伟大的功业，在于辛勤不懈地奋斗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道，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”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是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，蕴含着为人、处事、成业的朴素道理。自古以来，人们重视功业，但是功业来自勤奋，功业荒于嬉戏。
为公为民，贵在政勤。宋•田锡说，“臣道务勤，勤则职业修而事无壅塞”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，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” 。“勤”于学则智增，王羲之“临池学书”，一池清水竟被涮洗毛笔而染得墨黑，终于成为“书圣”。“勤”于思则理得，孔子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，带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，成就“万世师表”。“勤”于行则事治，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，只要知行合一、励精图治，时势就能造就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。人勤春早，人勤或勤于耕作，或勤于学业，或勤于经商，或勤于为政，总能成就一番作为。郭沫若说，“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是勤奋。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练是成正比的”。
勤政为民，后人景仰。周公旦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，辅佐周武王和周成王，灭商朝、兴西周。《尚书·大传》说，“周公摄政，一年救乱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践奄，四年建侯卫，五年营成周，六年制作礼乐”。周公劳身疲心以治国，六年巩固周朝政权，“致政成王”，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”才告一段落。诸葛亮是治蜀能臣，这幅“牧二州，排八阵，六出七擒，五丈原前，点四十九盏明灯，一心只为酬三顾；取西蜀，定南蛮，东和北拒，中军帐里，变金木土革乂卦，水面偏能用火攻”的对联，就能诠释忠君报国、勤政为民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一生。雍正是帝王中勤政的典范，在位十三年“惟日孜孜，勤求治理，以为敷政宁人之本”，处理朝政，自早至晚，没有停息，年年如此，寒暑无间。亲笔批阅的奏章仅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二万余件，亲笔所写的谕旨及奏章批示，现选刊的不下十万言，未刊录的更多。清史专家孟森说，“自古勤政之君，未有及世宗者”。雍正当之无愧。
荒废政务，祸国殃民。曾国藩曾说，“百种弊病，皆从懒生。懒则弛缓，弛缓则治人不严，而趣功不敏。一处弛则百处懈矣”。 观历史兴亡，察古今成败，功败垂成也好，功亏一篑也罢，失败往往在于九十九天勤奋，而一日懒惰。南朝梁开国皇帝萧衍，年轻时底定江南、雄姿英发，在位日久而锐气渐消、惰气益长，晚年沉迷佛法，终至身死国灭。五代后唐李存勖，在完成父亲所交代的三件事后，整日玩乐弛废，最终为戏子所杀，后唐亡国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回顾后唐庄宗李存勖“奋始易、克终难”的一生，叹息总结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。三百七十年前的甲申年，一年之中竟有两个政权垮台，一个政权新生，也许都是懒惰、弛废惹的祸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十七年，励精图治，勤政图强，但最终还是做了“非亡
嬉戏百变，为人不齿。晋灵公夷皋胸无大志，终日淫乐在桃花园，竟然与人比赛用弹弓射打园外围观人群的眼睛，打不中者罚酒一斗。南汉后主认为“群臣皆有家室，顾子孙不能尽忠，惟宦官者亲近可任”，专设“蚕室”，召集阉工百余人，大臣中才堪可用者、僧道可与之交谈者、就连新科状元都要先阉割后使用，宦官急剧膨胀到二万人。取悦宠妃不惜千金买花称“素馨花”，给精通做爱之道的波斯女子取名“媚猪”，组织恶少与宫女集体性交比赛输赢叫“大体双”。明武宗朱厚照南北巡游，“刷遍妇女”，建豹房、搜财宝、征虎豹，观看人豹搏击，十年如一日，朝政荒废。历朝历代统治者中，玩物丧志者有之，荒淫无道者有之，玩世不恭者有之，猎奇变态者有之。虽各有各的玩法，各有各的无耻，但最终都是人亡政息，被人唾弃。
“官不勤则事废”，这是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官吏李文耕的名言。勤政与“懒政”折射的是为政者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，胸无大志、精神萎靡、浑浑噩噩、贪图享乐、百无聊赖就会事废、人亡、政息，根由就是享乐主义。时下，有的担心，为官禁令增多，“为官不易”、“官不聊生”，不如歇一歇，观观“风向”；有的认为，再苦再累不如“拼爹”，接地气不如搭“天线”；有的感叹，船到码头车到站，为官顶到“天花板”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为官时时当秉持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态度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精神，积极进取，勤奋工作，才无愧于国于家，无愧于人于己。
四、古往今来，凡事衰于伪、荣于真
“做事乖张，聪明无益”。黄炎培指出，治学、做事、为人“理必求真，事必求是，言必守信，行必踏实”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精辟立论，“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”，最后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走一根草去”。追求真理是成功之道，弄虚作假是幻灭之举，一真一幻诠释了两种人生观。
崇尚真理，追求真理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滞。孔子说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“道”即规律、真理、真相。儒家对道的追求热情，始于孔子的这句名言。孔子从十五岁“始于学”，到五十岁“知天命”，经历三十五年时光，求道的过程不可谓不长，“闻道”的经历亦必艰辛。孟子对于“求道”，“尽其心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知天也”。通过“尽其心”，达到“知其性”，懂得天命即自然运行规律。道家追求“天人合一”、“道法自然”，而自然界蕴藏的规律，人世间无处不在的真理，不是人人都懂、时时都会，正是“大道至简”、“大道无痕”。
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不仅考量品格而且检验本领。大到国家可以由乱到治，赢得太平盛世，小到个人可以名利双收。魏征不以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，真心归服唐太宗李世民，真言直谏，直指时弊，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成为治国理政、为人处世的宝典，不仅如此，凡涉朝廷大事要事，都要直言上书、据理力争、大胆劝诫，促成“贞观之治”，被唐太宗誉为“明得失”的“人镜”。季布守信做事明理诚信，留下“一诺千金”的千古美名。从古至今，品行崇高之人，皆因诚信、坦荡、求真而流芳百世。
坚持真理，捍卫真理更需要莫大勇气。范仲淹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凡论天下之事，则能奋不顾身。初写《奏章时务书》，痛陈时弊，主张改革。又呈万言《上执政书》，提出固邦本、厚民力、重名器、备戎狄、杜奸雄、明国听等六项改革主张。再绘制《百官图》，撰写《帝王好尚论》、《选任贤能论》、《近名论》、《推委臣下论》四论献给宋仁宗。每每总能针砭时政、切中要害，每每也总能受到一贬再贬的“褒奖”，每每也总能在所不辞。
真理现身，大白于天下往往需要漫长过程。“吹尽狂沙始到金”。哥白尼是文艺复兴时期波兰的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，40岁时提出日心说，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《天球运行论》，沉重地打击了教会以地心说为核心的宇宙观。哥白尼经常受到威胁和迫害，被贴上 “叛教者”的标签，直到临终时身边还有密探和奸细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，批判《圣经》，坚决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，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。遍体鳞伤的《天球运行论》在人世间流传三百多年，直到四百余年后的1953年，才全部补足原有章节而公布于众。
“真”的对立面是“伪”是“假”。“假”影响“真”，“黑”影响“白”，真伪、黑白转换只是一念之差。《荀子·解蔽》说，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”。屈原《九章·怀沙》说，“变白以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”。公元前207年，赵高牵着一头鹿献给秦二世，说是送给陛下一匹漂亮的小马。秦二世胡亥说这不是马而是鹿。慑于赵高淫威的大臣要么沉默，要么随声附和。赵高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，当着皇帝的面在群臣中凸显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影响，同时还检验了胡亥对自己的绝对信任，更重要的是用此计铲除了蒙氏兄弟、诸公子和李斯等异党，进而巩固自己权势，加速窃取国家神器。
为官必砺“真”，砺“真”必修身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,“真”更是一种纯洁人品、圣洁政德、红色本色,表现为志存高远的心志,心地透亮的胸襟,诚实守信的品格,忠于真理的执著，绝不容许半点玷污。共产党人要把党性修养作为最高境界的修身求真之道，坚守品性与品行的融和，做到心声与言声的一致，实现心路与行路的同向。
五、古往今来，凡事丧于私、兴于公
“一心可以丧邦，一心可以兴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”。“公”与“私”既是一种物质形态，又是一种精神形态，还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更是一种价值观念。公心兴邦，私心则丧邦。习近平讲，作为党的干部，就是要讲大公无私、公私分明、先公后私、公而忘私，只有一心为公、事事出于公心，才能坦荡做人、谨慎用权，才能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。
大公无私的价值观始于大同思想。早在公元前611年前，《诗经·硕鼠》就把贵族剥削者比作硕鼠，发出逃离硕鼠的“适彼乐土”、“适彼乐国”、“适彼乐郊”的呼声。春秋末到秦汉之际，儒家的“大同”理想在农家“并耕而食”理想和道家“小国寡民”理想面前占居上峰。《礼记·礼运》载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”。到了东晋，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式的大同思想一枝独秀。到了近代，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和孙中山的“天下为公”思想对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，“举政治革命、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”。大同思想其实是中国式乌托邦，虚空、幻化和理想色彩很浓，但核心问题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构筑大同社会，无疑是海市蜃楼。
大公无私的价值追求为人称道。无论哪朝哪代的大同思想，无论追求大同思想的道路多么曲折漫长，但是大公无私之说源远流长，大公无私典型人物层出不穷。《吕氏春秋》讲，“私视使目盲，私听使耳聋，私虑使心狂”。春秋时祁黄羊“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”被后世奉为大公无私的典范。清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六回，“但自古道，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”。孙中山讲，“国中之百官，上而总统，下而巡差，皆人民之公仆”，这一观念革掉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牧民思想，加快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。
以私代公则是皇权更迭的分水岭。“公私之交，存亡之本也”。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，皇帝称自己为“天子”，视国家为“家天下”，视人民为“臣民”、“子民”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天下江山轮流坐。究其原因，“私”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，私有制始终架构社会治理体系和物质基础，统治者奉行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。再看几个具体案例，比如唐朝大臣李林甫“口有蜜，腹有剑”，结党营私、唯庸是用、中饱私囊，朝风日益腐败，酿成“安史之乱”，唐朝由盛转衰。秦桧谋一己之私，排除异己，杀岳飞、贬忠良，向金纳贡称臣，宋朝国力日衰。清朝重臣和珅损公肥私，贪墨腐败，富可敌国，引领官场恶劣风气。慈禧太后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“今日令吾不欢者，吾亦令彼终身不欢”，倒行逆施，加速清朝灭亡。
“有公天下之心，方做得公天下之事”。来自人民的公权力，本质就是责任，本色就是为民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《伟大的中国革命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，“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、无私的、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”。1944年9月，毛泽东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中说，“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是革命的队伍。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任国家主席时向全国人民郑重承诺，“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夙夜在公，为民服务，为国尽力”。
“公”与“私”是党性的试金石、责任的磨刀石、作风的风向标。共产党人都应该秉持“民惟邦本”的思想，“以百姓心为心”的观念，“邑有流亡愧俸钱”的态度，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情怀，把大公无私、公而忘私、先公后私的价值追求融入灵魂血脉，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固化为制、演化为习。
六、古往今来，凡事亡于奢、昌于俭
节俭，国家昌盛，事业发达；奢侈，国家颓废，事业毁灭。“由俭入奢易、由奢入俭难”。这一易一难道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、修身齐家的宝贵经验，道出奢侈与节俭的辩证关系，也道出灭亡与昌盛的转换轨迹。倡导节俭，反对奢靡。
《左传》讲，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”。商朝大臣伊尹辅佐四代君王，他告诫太甲，“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”。周公专门作《多士》、《毋逸》，引用夏桀淫逸被商汤取代、殷纣骄奢被周武王所灭的历史，告诫周成王不可骄奢淫逸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，“我有三宝，持而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”。“俭”成为老子人生的宝中之宝。孔子称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”。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”，宣称“俭，吾从众”，宣称节俭快乐。墨子用《节用》、《节葬》、《非乐》三章专论节俭。法家则认为“俭不伤事，侈不伤货”，提出“奢俭量国”。
春秋战国以后，节俭的主张仍是朝野主流，备受推崇。汉文帝刘恒“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吾甚不取”，常穿黑粗绸，妇裙不拖地，帷帐不绣花，陵寝依山建，不堆大坟墓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强调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在《帝范》中专门辟出“崇俭篇”，告诫太子李治“奢俭由人，安危在己”、“夫圣代之君，存乎节俭”。金世宗一生节俭，出现“群臣守职，上下相安，家给人足，仓廪有余”的小康局面，史称小尧舜。北宋名臣司马光教育儿子司马康，特意写下五千字的著名家训《训俭示康》。清初名人朱柏庐所著《朱子家训》，通篇意在劝人勤俭持家安分守己，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。晚清名臣曾国藩在“治家八法”中将勤俭持家列于首位。
纵观古今中外，王朝更替，朝代兴衰，无不由“奢”走向衰落和灭亡。墨子提出“为宫室不可不节、为衣服不可不节、为食饮不可不节、为舟车不可不节”的节俭主张，几乎都是过眼云烟和过耳之风，奢靡恰恰主要体现在墨子所告诫的几个方面。
奢在宫宇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描写到，“（阿房宫）覆压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。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”。“一日之内，一宫之间，而气候不齐”。最后总结到，“灭六国者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”。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。秦亡于奢，犹如洪钟大吕。曹操大兴土木，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。武则天讨好男宠薛怀义，花巨资修建大明宫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举全国之力，耗时数十载，紫禁城面积是元大都的数倍。圆明园经过清朝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五位皇帝一百五十年经营，连绵十公里，成为“万园之园”。慈禧太后修缮颐和园，挪用海军军饷二千四百万两白银，最后“太后万寿无疆，大清万里疆无”。
奢在饮食。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相当完备，等级森严。
奢在用度。《尚书·洪范》述，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”，只
奢在享乐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说，“（商纣）好酒淫乐，嬖于妇人。爱妲己，妲己之言是从。於是使师捐作新淫声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”。“大聚乐戏於沙丘，以酒为池，县肉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闲，为长夜之饮”。酒池肉林，裸女淫声，糜烂之至。周幽王贪图享乐，只为让褒姒高兴，不息“千金买笑”，上演“烽火戏诸侯”的历史闹剧。晋武帝后宫妃妾多达万名，只能乘坐羊车去宠幸，悬挂竹叶、涂抹盐汁吸引羊车成为宫人争宠的秘诀，唐玄宗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只能算小巫。隋炀帝建造大运河，“千里下扬州”，一日观遍江南花。宋徽宗大兴苑囿专务游乐，最后失去大半江山，沦为阶下囚。
奢在陵寝。国人有“重死轻生，厚葬薄养”的传统，而历代帝王生前享尽荣华富贵，死后也要厚葬、隆祭、久祀。秦始皇耗时三十八年，占地五十六平方公里，最高峰征集七十余万囚徒，修建秦始皇陵，工程浩大、用工人数、持续时间空前绝后。《史记》记载，“穿三泉，下铜而致椁，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。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以人鱼膏为烛，度不灭者久之”。诡异富丽的地宫，四周四百余个陪葬坑，出土的五万余件珍贵文物，被誉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明朝皇陵分居凤阳、南京和北京三地，仅北京十三陵就占地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。
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”。对历史保持敏锐洞察和深刻反省的共产党人，始终怀有强烈的敬畏与警惕。1938年４月，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说，“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，就是艰苦奋斗！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，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”。对此，我们必须永葆戒奢尚俭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。
古往今来，历史典故虽浩如烟海却有的鲜为人知，文化警示虽穿越时空而犹如洪钟在耳。基本结论就是凡事损于巧、益于拙，失于虚、得于实，荒于嬉、精于勤，衰于伪、荣于真，丧于私、兴于公，亡于奢、昌于俭。孟子指出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。作为有着九十余年建党历史、拥有八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，必须党要管党，从严治党；作为有着六十余年执政历史、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每位党员，必须在党为党，爱党忧党。
我们党在忧患中诞生，在忧患中成长。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以史为鉴，庄严宣示，我们要打破历史周期律，我们是进京赶考，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。六十余年执政岁月，我们党迈过一道道坎坷，创造一个个奇迹。今天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，以抓铁有痕、踏石留印的坚强意志治理“四风”，带领全党意气风发进行一场面向未来的时代赶考。
(作者系中共广元市委副秘书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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